作为一名作家，王安忆极富创作活力。多年来，她始终以一种顽强坚韧的姿态，畅快地书写着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和生命向往。同时，她又是一位对外国文学关注度非常广泛的作家，不仅解读过包括《复活》《巴黎圣母院》《呼啸山庄》等在内的西方经典作品，而且还曾多次以不同的形式谈到外国文学与文化对她的滋养。于她而言，外国文学是其创作的重要源头之一，在她的生命历程、精神探索和写作实践中，始终伴随着对外国文学的反复肯定与不断修正。而她之所以能对其进行如此广泛的吸纳与汲取，既与“文革”之后时代语境的开放多元密不可分，也与她自身的成长环境紧密相关。

王安忆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这对她而言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她生长在一个人性备受压抑的年代，“文革”十年对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使其文学教养的形成始终伴随着对文化制约的突围；幸运的是，她的大量创作开始于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有着更大的话语空间。五四时期，西方文学大规模的输入到中国，当时的作家们依凭着西方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的涌入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置换。新中国成立后，洞开的国门逐渐关闭，外国文学作品及相关文学理论纷纷被疏远甚至排斥，这种过于局限于自我的文学态势，直接影响了当代文学的价值创造，在这样一个文化断裂的时代里，渴望文学重构的作家们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外国文学。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空间的相对开放，西方各种文学思潮涌入中国，但丁、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作品被大量译介，新批评、后结构主义、意识流、黑色幽默等西方现代思想也纷纷登上中国舞台。

对于个体而言，个人的存在与发展必然受到时代的影响，而当整个时代都处在外国文学的烛照中时，置身其中的人们自然会受其余泽。所以，在文学影响与接受的关系里，“最重要的因素有时不一定是影响源本身，而恰恰是被影响者所处的环境与其时代的要求”[1]，以此来观照王安忆的创作，我们发现，她所处的正是这个广泛接受外国文学的时代，开放多元的时代语境为其提供了与西方文学相遇的契机，她也从这扇全新的窗口中获得了重新审视自我的机会。作为人类的审美活动，文学往往通过个体与外界建立起交流的关系以此来承载作家的情感，并更好的反映生活。在新时期的中国文坛，文学对生活的反映尤为丰富，并在一种与西方文学频繁互动的世界格局中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外国文学作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因子也自然而然的渗透到了作家的创作中。王安忆的创作就明显表现出了对这种影响吸纳后的痕迹，无论是《野菊花、野菊花》中“意识流”的呈现，还是“三恋”中性心理的展露，外国文学已悄然成为其情感爆发的引线或情节布局的启发点。

可以说，没有开放多元的文化语境下外国文学的大量输入，就不会有王安忆对外来影响的广泛接受，更不会有作家对自己艺术把握世界方式的反省。并且这还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环境的越发宽松，对外交流的越发增多，外国文学以更为丰富和完整的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为她更好地汲取外来滋养提供了机会。1992年前后是她创作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她先后发表了《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伤心太平洋》《我爱比尔》《纪实与虚构》等一系列作品，但无论是严峻审视父辈的《叔叔的故事》，还是表现第三世界民族命运的《伤心太平洋》，其中都有着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与转化。

显然，开放多元的语境为王安忆接受外国文学提供了多重可能，而作家自身的家庭环境及成长过程中建构的心理结构也让她更善于主动去亲和它。王安忆的母亲是优秀的女作家茹志鹃，她本是一位千金小姐，后因家道中落而被迫寄人篱下，这样的生活让她感受到了活着的艰难，所以即使后来投身革命，儿时的过往经历也让她对人生多了一份感悟与思考，并将其自然地渗透到了对孩子的教育中。在王安忆的印象中，母亲非常的刚强，而且内心深处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受到一种像上海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的熏陶”[2]。所以，从一开始茹志鹃就努力为孩子创造优越的生活环境，不仅请来家庭教师帮忙教授外语，还为她购买了各种文化书籍，在母亲的培养下，王安忆很早就能够看书了，她丰富的想象力几乎都转向了文学。无形中，母亲帮她养成了良好的阅读的习惯，并使其成为了她生命中的重要部分。王安忆曾在一篇散文中形容自己是“吞书长大”的，事实上，她的阅读面确实很广泛，其中涉及到的外国文学作品居多，具体包括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的《牛虻》、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查尔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屠格涅夫的《初恋》《贵族之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柯罗连科的《我们同时代人的故事》、普希金的《普希金诗集》等。这些西方文学名著是她青年时期能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苏珊·桑塔格曾说：“一位作家首先是一位读者。我从阅读中建立标准，再通过这些标准来衡量我自己的作品，也正是根据这些标准我看到自己可悲的不足”[3]。王安忆显然是一位优秀的读者，她青年时期对外国文学的广泛涉猎，不仅夯实了自己的创作根基，而且这种阅读积累还像堡垒一样，让她“对后来的东西有一点儿排斥，好像有种抵抗力”[4]。不过，这种抵抗力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排斥，更多的表现为作家对阅读的一种习惯性选择，所以，王安忆对外国文学是饱有一种持续的热情的，除了青年时期接触的这些西方名家名篇外，她还对不少西方当代作家的创作予以了关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就有安德鲁·米勒、聚斯金德、本哈德·施林克、阿加莎·克里斯蒂等。这些再次证明了作家对外国文学的偏爱，而这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得益于青年时期阅读的触发。